小蓬仙馆

地址:芳村花地醉观公园内
开放时间:不对外开放
人均消费:免费
电话:
公交:公共汽车花地站、联桂北站
地铁:地铁芳村站C出口
景点简介
景点图集
景点故事
地理位置
小蓬仙馆景点简介
        位于花地醉观公园内,原址位于上市新隆沙东(今康有为小学东校区)。始建于清道光年间,咸丰六年(1856)重建,为水磨青砖的三进建筑,坐北向南,有大殿、精舍,殿后有小花园,曲径清幽,亭台山石,风景秀丽。光绪年间,仙馆先后被改为“七公祠”、“八公祠”,并被用于兴办学堂。建国后,曾为芳村公安分局和芳村文化馆所占用。1958年,仙馆成为炼钢场所,受到严重破坏,现仅存前殿和两边侧房,但仍可窥其建筑水平之高。前殿正面石额“小蓬仙馆”为80厘米丁方隶书,苍劲有力,两座侧门的门楣上方书有“清镜”和“平砥”字样。前殿山墙檐下一排烘托,上有“花开富贵”图,均为砖刻,线条清晰,刻工精细。檐下一块长约10米、宽40厘米的长幅木刻浮雕,雕有花果蔬菜图案20余组,极富地方特色,是不可多得的木刻艺术品。
小蓬仙馆景点图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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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蓬仙馆景点故事
史记
2008年出版的《英国所藏中国历史照片》,收录了香港摄影家赖阿芳1870~1875年间拍摄的两帧照片,分别题为《总督家祠前景》、《叶总督家祠内景》。由不同摄影家前后拍过的一处广州老建筑,究竟是“叶名琛家祠”、长寿寺还是什么其他所在,一直存在争议,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。 原来,这是芳村小蓬仙馆的后殿建筑,牌匾上“缑岭分踪”四字,证明它供奉的是仙人王子晋。小蓬仙馆原来共有三进,后两进已被毁坏,如今被移置到芳村醉观公园内的小蓬仙馆,是仅存的第一进建筑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赖阿芳、汤姆逊等摄影家,会把小蓬仙馆称为叶名琛家祠、叶氏庙呢?两广总督叶名琛虽在广州为官,但他是湖北汉阳人,按传统礼法只能把家祠、家庙建在籍贯所在地;在广州建家祠、家庙,完全不合情理。1857年底,英法联军攻进广州,叶名琛被俘,被英军带往印度,死于加尔各答。也就是在被俘前后,一群广东官员联名上奏皇帝,参奏叶名琛几大罪状,其中一条是这么说的: “既当军饷急需之际,而有余力偈建长春仙馆于观音山,筑小蓬县馆于芳村,浪费民力,动至十余万。随其父叶志诜招集道众数十人,朝服参拜,惑众诬民,凡举大端,皆决于仙馆中,三尺童子,皆指其妄。” 原来,叶志诜、叶名琛父子深信道教,遂动用公款在芳村建筑小蓬仙馆,供奉道教仙人王子晋、吕纯阳、李青莲。据汉代刘向《列仙传》记载,周灵王太子晋在河南省缑氏山成仙,“缑岭分踪”大意是王子晋曾经驾鹤南来。这个建筑实际是一个道观。赖阿芳、汤姆逊这些外人可能是听信了向导的解说,加上叶名琛在西方世界名声远扬,就用了“Yeh’s Temple”“Governor’s Temple”这样的英文来标注,若直译为“叶氏祠堂”“叶氏家庙”是不妥当的。 到了光绪年间,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,发展洋务企业,兴办文教事业,一时称盛。他了解到小蓬仙馆是咸丰年间叶名琛奉父命用公款八万余两所建,但长期被承建人冯华彬等人占据;主张“中体西用”的张之洞,认为小蓬仙馆“崇尚虚无”“错出不伦”,不是引导士民的正确途径;既然是用公款兴修,就不能当作私有财产。张氏命令,立即将王子晋等“仙人”木主从大殿中撤去,改为“七公祠”,祀奉陶侃、宋璟、韩雍、王守仁、李湖、阮元、林则徐七位名臣。这七人都是外省来粤担任总督、巡抚等军政职务,有功于岭南的人物。 “七公祠”后来改名“八公祠”,增加的是哪一位名人,暂时没有找到文献记载。从情理来说,很可能是张之洞。1909年张之洞去世,清朝尚未灭亡;张之洞的身份,符合“外省来粤担任总督、巡抚等军政领导职务,有功于岭南的人物”这个特征。 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 荔湾区卷》根据符实、张雨贵的文章,把八公祠说成是奉祀林则徐、岑春煊、叶名琛、张之洞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戴鸿慈8位名臣的祠堂,是错误的。戴鸿慈是广东南海人,长期担任京官,不符合外省人士来粤任职的条件;岑春煊1933年才去世,叶名琛声名狼藉;曾国藩、左宗棠未曾在粤任职。这些人都不可能是八公祠奉祀的对象。 除了小蓬仙馆的用途被长久误会外,小蓬仙馆也曾长期被误认为是康有为祖父赞修所置,这也是需要加以纠正的。 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,康有为遭通缉流亡海外,广州万木草堂也被官府查封。辛亥革命后,康有为得以回国。1913年广东一些士绅向政府申请发还万木草堂,未能成功,原因不详。但到1915年,广东省政府将芳村小蓬仙馆业权划归康有为。康有为在1916年初有一封《致万木草堂诸弟子书》,谈到:“草堂就学,离索久矣。……去岁有司及粤绅所呈请者,猥被驳斥。顷无所领,乃得七公祠,堂庑宏丽,园林幽艳……” 这封信充分证明,小蓬仙馆(七公祠)不是康家的祖业,而是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作为万木草堂的补偿发给康家的。康有为侄女康静佳持有小蓬仙馆的业权契据,也就顺理成章。但是为什么康静佳的申请材料把这个建筑叫作“八公祠”而康有为偏要叫“七公祠”呢?说来话长。戊戌变法高潮时期,康有为与张之洞反目,政变之后流亡日本时,张之洞通过外交途径让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;1900年康有为一派的唐才常在武汉组织自立军起义,被张之洞所镇压。对康有为来说,张之洞是不共戴天的仇人,不愿意叫“八公祠”是可以理解的。康静佳则是下一辈的人,已经没有那种刻骨仇恨,按照习惯叫“八公祠”也就无所谓了。 (该文节选自河南地文化学社发表于信息时报的文章《一张广州老照片引发的地理疑案 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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