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逝世一周年:红线女晚年难寻适合爱人

2014-12-08来源: 广州日报 作者: 吴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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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受母亲重托立传

  《马鼎盛自述:我与母亲红线女》中记录了马鼎盛的成长经过与思想里程,从北京的童年,到父母离异,再到下乡、参加工作以及成为知名媒体人,种种跌宕起伏的往事,都被马鼎盛用一种貌似调侃实则诚恳的笔调缓缓道出。马鼎盛说:“我只是从一个儿子的角度,去感受母亲红线女的心声。”

  作为一代艺术大师的儿子,马鼎盛继承了父母的敏锐与犀利,以冷静而诚实的眼光,勾勒出红线女在舞台之外的面貌,使读者得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红线女作为艺术家、妻子和母亲等不同角色时的状态。

  据马鼎盛回忆,母亲红线女生前曾请他为自己写传记,马鼎盛诚惶诚恐,说:“我不懂粤剧,文笔也平平,实在不够资格写您的历史。况且为亲者讳,是人之常情;写历史必须秉笔直书。如此左右为难的任务我怎么承担得了?”现在的马鼎盛仍然秉持这个信念,他认为书中写下的只是故事,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。

 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,得到了红线女艺术中心的支持,首次公开了50多张珍贵历史照片,以图像展示红线女的人生经历。

  与家族文化传统“背道而驰”

  1955年,在香港上小学一年级的马鼎盛随父母回到内地生活;34年后,他只身返回出生地。成年后马鼎盛不断被中外媒体追问“为什么没有子承父业”?他直觉的答案是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,名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如影随形。

  马鼎盛坦言:“即使我不在戏行,离开广州, 到花甲之年还摘不掉‘某某、某某的小儿子’这顶‘桂冠’。如果我从小被带进粤剧界,唱得再努力也只能是狗尾续貂。”人们不曾想到,父亲马师曾留给马鼎盛真正的遗产,是其爱国情怀对下一代的言传身教,使马鼎盛从小对历史兴趣浓厚。

  家族的命运是时代变迁的最好体现,个人的际遇则折射着岁月的动荡。1968 年马鼎盛同千千万万中国青年一样,到陌生的农村去“接受再教育”。

  1989 年,马鼎盛以不惑之年回香港定居,一切从零开始。没有居所、没有职业、没有被认可的学历,当然也没有雇主优先录用的青春。第一份工作是在鞋厂做时薪7 港元的散工,两周后被某报录用为数据员,开始月薪四千元。工作四年后置业,为了还30平方米蜗居的贷款,马鼎盛打了三份工攒钱,家庭过半入息归还房贷。

  多年的生活,令马鼎盛深知民间疾苦。名家之后,不尽是优越生活,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苦痛。《马鼎盛自述:我和母亲红线女》中提到母亲红线女最看重子女的自力更生,这教会马鼎盛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  儿子眼中的母亲绚烂而多难

  马鼎盛告诉记者,“其实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,可以说她是一个有很大悲情成分的女性。”在发布会上,马鼎盛谈到,母亲的生命可以分为前半部和后半部,按照从1955年从香港回到内地的经历来划分。

  “母亲生命的前半部分很坎坷,但这不是她个人的坎坷,而是中华民族的坎坷。红线女生于忧患,1925年恰逢广东大革命开始,接着又是抗日战争等,母亲颠沛流离。”他举例说,“母亲当年在广西坐船逃难的时候,肚子里怀着第一胎,由于船很小,船篷里只有祖母有资格坐在里面,而母亲只能坐在船头。不过在马鼎盛看来,正是这样的艰难困苦才成就了母亲的艺术人生。”

  马鼎盛大学本科是学历史的,而父母所演的戏大部分都是历史剧,“他们演的每部戏我都了解,甚至还能提一些比较专业的意见”。而关于母亲钟爱了一生的粤剧文化,马鼎盛认为,当下不仅粤剧,包括很多舞台文化都受到冲击,但他仍然坚信能够做好承传,他希望后来者能咀嚼里面的文化内涵。

  对话马鼎盛:
  小时候写纸条给母亲“妈妈不要结婚”


  广州日报:书里面提到您小时候写了一个纸条,反对妈妈再婚,能不能跟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她的情感生活?

  马鼎盛:做名人难,做名女人更难。我父亲是她的良师也是益友。从香港回来了以后,有领导关心,“马、红能不能在新社会复合呢?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破镜重圆。我们子女也是很无奈的。但是,她是“三高”啊,要找个爱人是很难的。我写“妈妈不要结婚”的时候才12岁,小屁孩还不懂。后来年纪大了,才知道婚姻是很复杂的东西,但再复杂都是两个人的关系,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父母也好,子女也好,都不能说话。她要问你可以去提意见,她要是不问你,就证明你不用管。所以,她在感情方面,我们就旁观吧。在晚年的时候,我们也不能说老太太您再找一个——她没有这个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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